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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人子弟還是定位精准?職業教育的中國式困境
發布時間:2019-07-30 12:04 來源:
中國新聞周刊
作者:

中國職業教育之“大”,有目共睹。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建成了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職業教育體系。據國家統計局和教育部的最新數據,中國現有中等職業院校10340所,高等職業院校1423所,“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初步建立”。
大而不強、多而不精,是中國職業教育快速發展後新的痛點。盡管已經分別占據高中階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一個普遍的共識是,職業教育仍是教育事業中的薄弱環節。
職業教育如何破局,仍是一道典型的中國式發展難題。
“國家著急了”
“國家極爲重視職業教育。然而,作爲産業主體的企業並不願意參與,作爲學習者的個體也不願意接受。這是長期困擾職業教育發展且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的關鍵問題。”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徐國慶說。
事實上,在決策者看來,職業教育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教育問題,它事關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國家一度嘗試“以職養職”,將職業教育從行業、企業中剝離出去,走市場化路線。事實證明,這樣的政策選擇導致了中職教育的迅速滑坡,以及隨之而來的“技工荒”。
2002年~2005年,國家史無前例地連續三次召開全國職業教育會議。在2005年的會議上,時任總理溫家寶宣布“十一五”期間中央財政對職業教育投入100億,拉開了國家對職業教育大規模投入的序幕。
“你把這些年的政策連在一起看,就會發現對于職業教育這個薄弱環節,國家著急了。在普及了義務教育之後,教育投入的增量是優先發展學前教育還是職業教育?實際上,迫于經濟的需求,還是選擇了加快發展職業教育,然後再補學前教育的短板。”北京師範大學職業與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長和震教授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道。
在和震看來,發展職業教育是一條被發達國家印證過的路徑。他說,“但凡一個國家進入工業化中期,經濟對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就會急劇提升,職業教育的價值也會被廣泛認可。”
作爲研究者,和震一直很忌諱使用“平民教育”“差生教育”等概念,反對給教育和人貼標簽。“不能說某種教育適合某種人,職業教育類型化的核心是課程性質的不同。與普通教育相比,它確實存在不同,但也是不可替代的。”
這種不可替代性是雙向的:既滿足社會對職業技能人才的需要,也豐富了個體選擇——盡管有一些是被動選擇。更重要的是,職業教育爲平民階層、弱勢群體提供了最基本的教育保障。據悉,中國職業院校90%以上的學生都來自普通家庭。
和震認爲國家對職業教育的投入非常值得而且合算,既提高了國民素質,又避免了很多社會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他覺得職業教育的“政治正確”怎麽強調都不爲過。
生源、經費、深造通道
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是當前職業教育領域的一個突出問題。有分析認爲,除了以“示範校”“優質校”爲代表的10%,職業院校剩下的90%日子都不好過。
日前,在全國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現場會上,東部某省教育廳一位副廳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職教育“嚴重營養不良”,高職教育則“長期處于亞健康”。
嚴重營養不良,指的是基本辦學條件太差。這位副廳長說,“中小學有個教室有塊黑板有個好老師就行了,但是職業教育不行,它需要實訓,需要大量的經費投入。職業教育就像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經濟,還處在一個欠發達階段。”
無獨有偶,中部某省的一位教育廳副廳長在現場會上也表達了類似的擔憂,“中職教育基礎不牢,職教體系就會地動山搖。” 生源、經費、深造通道是他關注的三大問題。
官方數據顯示,近年來中職招生數量呈逐年下降趨勢,占高中階段招生總量的比例維持在40%左右,原先大體相當的“職普比例”正在逐漸失衡。中職教育的蛋糕越做越小。
高職院校的資金狀況也不容樂觀。雖然與普通高校數量相當,但是2018年全國12013億的高等教育經費總投入中,高職院校只有2150億元,僅相當于總額的一個零頭。
職業教育地位低、資金少,還要承受普通教育畸形發展帶來的惡果。
“本科教育重病纏身。”上述東部某省教育廳副廳長在分析職業教育困境時表示,“二十年前,中國的本科教育包括大中專教育都是精英教育。1999年高考擴招後,高等教育大衆化,但培養模式還是過去的精英教育模式。社會人才結構應該是金字塔型,可是我們的本科教育占那麽大的比例,分布結構嚴重錯位。”
一個引人關注的新趨勢是,一些無法就業的本科畢業生甚至到高職、中職“回爐再造”。“這些普通本科高校的畢業生高不成低不就,想當白領沒有那麽多崗位,想當藍領又沒有那個技術。”這位副廳長說。
2014年開始,國家多次提到要試點地方普通高校向應用型本科轉變,讓高等職業教育這個“龍頭”更有吸引力。但在實際操作中,大部分本科院校對此並不積極。相反,各類高職院校對“升本”充滿了熱情,一心想“去職業化”。
2015年,時任教育部長袁貴仁就曾公開表態,“原則上中職不升爲高職,高職不升爲本科。”根據産業、行業發展的實際需要,國家希望保持與之相適應的、穩定的中、高職結構,希望各學校“各安其位,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在各自的定位上潛心辦學”。
今年6月初,首批15家高職院校升格爲本科“職業大學”,但變的是名字,不變的是“職業”屬性。據悉,這15家高職無一例外都是民辦高校,且升格後,校名都保留了“職業”二字。
教育部副部長孫堯在全國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現場會上重申,“高職專科不會再有一所(通過)升格爲本科(去職業化),這條路走不通了。”
同時,孫堯還代表教育部表態,全國1200多所普通教育本科高校,除了以“雙一流”爲代表的研究型高校,剩下至少有一半應該向“專業能力和技能導向”的應用型本科轉變。
“企業是用戶,是上帝”
“以服務爲宗旨,以就業爲導向”的職業教育,天然地要與企業緊密結合。校企合作、産教融合也成爲職業教育的重要特征,但在實際工作中卻形成了“政府主導、學校本位、企業缺位”的尴尬局面。
2019年4月,發改委、教育部聯合印發《建設産教融合型企業實施辦法(試行)》。該《辦法》稱,進入産教融合型企業認證目錄的企業,給予“金融+財政+土地+信用”的組合式激勵,並按規定落實相關稅收政策。教育部同時還公布了24家“先期重點建設培育的産教融合型企業建議名單”。
教育部副部長孫堯在全國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現場會上強調,“如果學生是我們的産品,企業就是我們的用戶,是我們的上帝。一定要動腦筋,想辦法把企業積極性調動起來,讓他們感興趣,願意合作。”
不難看出,政府迫切希望通過政策的引導,改變校企合作“一頭冷一頭熱”的現狀。
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加快産教融合,僅靠一些示範企業遠遠不夠,應該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確。
事實上,以法律形式保障校企合作、産教融合中企業的地位和利益也提了很多年,但《職業教育法》的修訂工作卻遲遲未能落地。據悉,誕生于1996年的這部法律更多帶有“宣示性”,但規定性、約束性不強。
2008年,全國人大曾將《職教教育法》修訂列入年度重點工作,但是實質性修訂工作至今仍未完成。今年2月,國務院印發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再次提出,“推動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爲職業教育改革創新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對于《職教教育法》修訂的“難産”,有受訪者認爲,職業教育行業的實踐變化太快是一個重要原因,即便是行業自身對于職業教育的認識也在不斷更叠中,而法律則需要相對固定成熟的共識。
相比之下,一些地方在立法上走在了前面。比如,今年3月江蘇省在全國率先推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促進條例》,統籌考慮、合理界定各方責任,著力解決校企合作中的突出問題。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田志磊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對于企業而言,在産業創造的財富中自我保留的越多,職業教育越能對其高附加值、高技能專用性的崗位提供人才,需要其承擔的成本越低,其參與職業教育産教融合的意願就越高。
但實際情況是,高昂的硬件成本、管理成本,有限的收益和人員的流動性都嚴重抑制了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合作積極性。在企業的賬本上,投入産出比是首要問題。
職業教育滯後于行業發展是企業不積極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在蘇州某台資企業工作多年的一位人事經理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除非有特別大的科學突破,否則職業院校的知識體系可能幾十年都不會變。“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不少職業院校實驗室裏的示波器都是20年前的,你到了企業怎麽去做檢測?”
這位人事經理表示,即使是訂單式培養的學生到了企業之後可能也要進行3到6個月的脫産培訓才能上崗。“半年左右的時間沒有産出,一直在半工半學,這對企業來說蠻頭疼的。”
是誤人子弟,還是定位精准?
對家庭而言,想要“擁抱”職業教育同樣不容易。
“甯願到星巴克端盤子,不願到職校學本事”“甯做工資兩三千的白領,不做工資五六千的藍領”“進工廠還不如送快遞來得自由”……社會上對職業教育的歧視使得大多數家庭不願意把孩子送到職業院校。
一些學生即便進了職業學校,也會千方百計地升學,中職升高職、高職升本科。一位職業院校老師透露,在他們學校60%~70%的學生都會選擇升學。
但也有例外,比如稱爲“網紅”的小龍蝦學院就成了不少學生和家長追捧的香饽饽。
今年夏天,湖北省江漢藝術職業學院潛江龍蝦學院的第一屆畢業生拿到了普通專科畢業證書,據說這批學生畢業之前就已經被“預訂”一空,薪水高達6000元~12000元。
2017年,潛江龍蝦學院成立之初就一炮而紅,甚至引起了主管部門的關注。教育部職業與成人教育司負責人就曾表示:“有的學校開出了龍蝦專業,不能夠這樣……專業的設置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是有科學性的,不能夠誤人子弟。”
面對批評,校方自認爲並不違規,因爲他們開設的並不是“龍蝦專業”,而是專業目錄上的烹饪工藝與營養、餐飲管理和市場營銷專業,只是將烹饪小龍蝦作爲重點。
打擦邊球也好,品牌炒作也罷,潛江龍蝦學院可謂是名利雙收。據悉,2019年它的招生人數已經擴大到200人。在職業院校普遍招生困難的背景下,成功逆襲。
“小龍蝦學院聽起來不太好聽,但是人家不僅生存了下來,而且發展得挺好,從養殖到烹饪涵蓋了整個産業鏈,定位很精准。”北京師範大學和震教授表示,“這也反映了國家認知和市場需求之間還是有一些差異。”
不僅有小龍蝦學院,還有熱幹面研究院、健身學院、電梯學院,都是職業院校的常規操作,這些以校企合作爲主的二級學院反映出職業教育“全口徑”服務于國民經濟的特性,同時也與所在區域的産業發展緊密相連。
事實上,“網紅”專業在職教體系中的占比很低。業內人士認爲,與這些“短平快”的服務業技能人才培養相比,高成本的工業技能人才培養才是職業教育的重點。
數據顯示,2018屆高職高專畢業生就業率排前三位的專業分別是:高壓輸配電線路施工運行與維護(97.1%)、電氣化鐵道技術(95.9%)和電力系統自動化技術(95.5%)。
沒人報考,也要永遠保留
職業教育是工業化的産物。對中國而言,這也是一個舶來品。德國的雙元制、英國的現代學徒制……都曾是中國學習的對象。
早在1985年,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試點就在中國6座城市展開。1994年,中德職業教育合作綱領性文件誕生,成爲中國迄今唯一簽署的政府間職業教育雙邊協議。如今,中國已成爲德國職業教育出口的最大市場。在“德企之鄉”江蘇太倉,雙元制已經推行多年,積累了較好的本土化經驗。
6月26日,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在德國考察時特別提到,職業教育是中德教育合作的一張靓麗名片。
事實上,學習哪一種職業教育模式,首先面臨的是選擇哪一種産業發展道路。
華東師範大學徐國慶教授認爲,走高端制造業路線的國家,必然以要發達的職業教育體系作爲支撐。領先全球的美國經濟以技術創新和金融控制作爲增長點,它的職業教育並不直接服務于産業,而是服務于人的發展,因此被也稱爲生涯教育。這種産業路線降低了對工人技能水平的依賴。
在北京師範大學和震教授看來,高技能路線和技能替代路線的差異非常明顯。前者以德國雙元制爲代表,強調對工人技能的依賴,後者則以美國的流水線生産爲代表。
在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田志磊看來,“中國大陸既學德國、也學美國,但是做起來好像越來越像中國台灣。”
台灣職業教育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重理論、重學曆。遍布台灣的“科技大學”事實上就是職業院校的同義詞,這既是滿足學校、家長“升本”沖動的産物,也造成了學曆泛濫和口碑斷崖。最極端的一個例子是,一名只考了18分的學生居然上了本科。
不少學者認爲,相比之下,新加坡的經驗更值得中國借鑒。
一位曾經在新加坡學習過的政府官員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當地政府對職業院校的層次、數量都有嚴格的把控,中職院校永遠保持在35%的比例。“按理說他們有經濟條件讓大家都上大專、大學,但如果那樣,基礎技術工人就沒人做,就會出現結構性短缺。”
因爲國家小、人口少,新加坡政府要求把人力資源規劃精確到95%以上。與此同時,政府還會對招生進行幹預和引導,即便像焊接機加工這樣的專業沒人報考,但也要永遠保留。
華東師範大學徐國慶教授認爲,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而言,以高端制造業作爲支柱産業是明智的選擇,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更需要以職業教育爲手段,加強對專業設置、專業選擇的計劃和引導,避免像英國一樣,因爲職業教育與産業模式不匹配而導致制造業競爭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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